若干年前曾读一短篇小说(作者似是高尔基)。作者自称是一文学刊物的主编。有一天他接见了一位来访者。那人对文学一窍不通,毫无写作经验,但却夸夸其谈,自称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写出几本诗集,几部长篇小说云云。后来主编实在腻烦,便问他:“几点钟了”。他说他的表坏了。主编说给他修修,将表盖打开,随便一捅。于是“一个小弹簧飞了出来”,表也散了。那人很不高兴,说:“你不会修表,为什么乱动我的表?”主编说,你以为文学写作比修表还容易吗?你不懂文学,为什么夸口要写那么多东西?
这个故事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常常引起我很深的无奈,因为世界上那种狂傲的、无知妄作的漫画式的人物实在太多、太多了!
我从1946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翻译文字,于今50余年,平生正式出版的翻译书籍,总计1500万字。在此过程中,见到过各种别人的译文,听到过各种有关翻译的笑话,实在“感人”!现略举数例,以作读者们的“谈助”。须知翻译之事,是一种充满“风险”的工作。再有学问、细心的人也难保不出错。故我认为,偶尔出错是可以原谅的,但无知妄作、傲慢自为、错得离了“谱儿”,则是不可原谅的。不知海内高明人士以为然否?
一、“法属印度”
某出版社有一位青年编辑,自视甚高而又学无根底,他常常乱改我的一些老前辈的稿子,而且多半是改得很错,使那些很有涵养的老先生啼笑皆非。有一次,他自告奋勇翻译一篇“库仑小传”,只有一两千字。但是他在译文中说库仑曾到过“法属印度”,又说库仑发明了扭秤,其灵敏度“远低于”悬线法的灵敏度。这都是人们所说的翻译工作中的“硬伤”。世界上有没有“法属印度”?那显然是法属印度群岛之误。至于“灵敏度”一句,显然是他看错了一句简单英文的语法。这样的外语程度和常识水平就敢乱改大专家们的文章,真够“勇敢”!
遗憾的是,我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也遇到过不止一位这样的编辑或“编审”。他们对所审的稿件完全外行,却完全不必要地乱改别人的稿件,结果大大降低了出版物的水平,也白纸黑字地永远留下了自己的笑话!
二、何谓“Proceedings”
英国有一份刊物叫Proc.Roy.Soc.,即“皇家学会会刊”。应该说,凡是学过一点物理的人,理应知道这份刊物,因为它在上世纪初期,比后来才创刊的美国的《物理评论》都更有声望。可怜而又可笑的是,在一本“玻尔传”中,提到玻尔的论文发表在Proceedings上,而我们的译者却不知Proceedings是何所指,这不可怕,因为谁都有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学物理而不知Proc.Roy.Soc,确是一种不太正常和不太光彩的事情。那也没什么,应该去请教一下别人,绝不应该敷衍了事地将它错译成“前进”。按Proceedings虽有“进行”之义,但它不可能是“前进”。假如英国人要办一份叫做“前进”的刊物,他们应该采用“Progression”之类的单词,此有关英文之起码常识也!
三、“墨索里尼”及其他
1937年6~7月份,玻尔夫妇携其次子汉斯·玻尔来华访问。在汉斯当时写的日记中记载了一件趣事。有一天他们去游西湖,在“笑佛”(布袋和尚)雕像旁边遇到一伙顽童。随在他们后面喊着“Mussolini,Mussolini,”此事给他的印象颇深,直到前几年他还提起过。
Mussolini即当时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上面的故事证明他在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一位大学教师译了一本名人传。书中提到Mussolini,而这位老兄却不知是何所指。不知道不要紧,可以去查字典。在稍微详细一点的英汉词典上,都有Mussolini这个词条。然而不知何故,他却不去查阅,而只是捕风捉影地将此词译成了“穆斯林(Muslim)”!这种做法使他出了名,至今还偶尔有人提起!
试想,大混蛋墨索里尼被此人强迫入了回教,也确实可以令人捧腹而喷饭!
四、玻尔的语声
我在另一篇短文中提到把“共济会会所”错译成“弗里曼逊住宅”的笑话,说他连译音都是错误的,因为mason不应该译为“曼逊”。在同一本书中,译者称玻尔讲话的语声是“软绵绵的”。这也是不幸的误会,严重歪曲了玻尔的形象!按:此处的原文必系soft,但其义不是“软”,更不是“绵绵”,而是说他讲话声音很“轻”,以致别人有时听不清楚。何以见得?您读的英文书多了自能体会。不幸的是,这样的似是而非的歪曲原义的译文,大量地、严重地存在于我国的各种出版作品中,造成十分顽固的遗患!
五、旋转的罗盘
有一部“世界文学名著”,译者是绝对可敬的大名家。书中有一段描写舞会的文字,说男男女女“像罗盘一样地旋转着”。若不注意,这样的说法很容易被忽略过去,但是仔细想想,便知其不对头。
什么是“罗盘”?在发明“回转仪”之类的装置以前,“罗盘”在本质上是一个“指南针”,而指南针是不会“旋转”的,通常它只在平衡位置附近进行微幅振动。假若跳舞的人真像指南针似地运动,那还成什么“华尔兹”?
因此,我认为这里的“罗盘”应是“圆规”的误译。圆规有两只“脚”,在使用时必将转来转去。鲁迅曾在一篇文章中用圆规来形容小脚女人的脚。那篇文章多次被选入中学的语文课本。现在我想,“圆规”的这种用法,也许不是鲁迅的独创,而是他从西方文学中借来的。
六、何谓“武器”
另一部世界文学名著的译者也是一位老前辈。书中叙述,男主角起获了古人的宝藏,藏宝的箱子上刻着宝藏主人家的“武器”。后来此人去拜访一位伯爵,伯爵的门上挂着家族的“武器”,上面画着七只燕子,等等。像我们这样不熟悉几百年前欧洲人生活习惯的人,也很容易把这样的描述轻易放过,或相信当时的贵族人家门前真会挂着“武器”。但我确实不能无疑!
我推测,十有八九,此处的“武器”是“族徽”的误译。族徽的英文为coat-of-arms,有时简单写为arms,而arms也可作“武器”解。如果一家人家到处挂着“武器”,那就有点像《三国演义》里的“孙夫人”,连“刘皇叔”都会为之“悚然”。相反地,只有族徽才是大家世族的光荣标志。我们看外国小说,贵族人家的马车上、餐具上甚至侍仆制服上都装饰着他们主人家“纹章”,亦即“族徽”上的图案。同样,世族藏宝的箱子上,装饰的也必是此种花样,而不是什么“武器”吧?
在君主制的国家中,都设有“纹章局”,专司各贵族家庭的族徽之事,订有详细的规定,一点不能乱来。丹麦现在是一个很开明的王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已无什么贵贱之分。但是他们还是保留着一种“骑士”制度。品秩很高的骑士必须绘有自己的族徽。玻尔曾被封为最高品秩的骑士,必须有自己的族徽,即“宝象骑士”。他为自己设计的族徽上绘有中国的“太极图”。此举给他惹了大麻烦!多少年来,不断有些无知而又好事的“炎黄子孙”编出许多无奇不有的谣言硬加在玻尔的名下。其中最荒谬、最恶劣的一件事是由一本“哲学书”的译者弄出来的。那人不认得coat-of-arms这个英文单词,又不会查阅有关的词典。实在没有办法,他竟然截取了coat一词而将它胡译为“道袍”。按:任何英文词典也不会将coat释为“道袍”或任何的“袍”。这样的胡乱编造已经是不能容忍的欺骗,更何况把不认识的单词任意阉割成另外的单词,那已经不能叫做“翻译”了。这种“德行”有点像制造“黑心棉”的奸商,应该受到道德法庭的裁判。经他这一胡弄,玻尔家的绘有太极图的族徽竟变成一段绘有太极图的“道袍”,而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尼耳斯·玻尔竟被诬蔑成一个“妖道”,这岂止是开玩笑而不是犯罪乎!
新闻出版总署对全国少儿图书进行专项检查后,发现近12%质量不合格。刘杲同志在《该不该重视》一文中认为,“在各类图书中少年儿童图书并不是质量最差的”,对此,我深有同感。仅就我接触的翻译图书而言,其质量问题恐怕就更多。
2003年,我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透视劣质翻译症结》一文中,曾列举了一批劣质翻译的事例。两年过去了,应该看到有些地方有所改进,例如,当年受到媒体批评的燕山版外国文学名著,因为注意选用一些名家较好的译本,多种书的质量明显改观。但是,从市场来看,劣质翻译依然大量存在。有一套致公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一下子冒出了上百种,哪来的翻译家这么快就能译出上百种?一细看,原来其中有好多种侵权书、违规书,难怪近日受到了停业整顿的处罚。再观察媒体的报道。仅据部分报刊的统计,从2004年11月以来的一年中,批评翻译图书质量的文章多达24篇。其中《人民日报》用的标题是《文学作品翻译质量问题严重》、《翻译出版业浮华背后的忧思》;《中华读书报》用的则是《可怕的误译》、《关于翻译:真实的笑话》,其他报类似的标题还有:《治理翻译质量下降从何做起》、《外文翻译差错俯拾皆是》、《浮渣式翻译,闪电式出版》等等。公开批评文章平均每月就有2篇,这么高的曝光率,充分反映了人们对翻译图书质量关注及不满的程度。根据近一两年媒体曝光的新材料,对当前劣质翻译图书的“病症”,基本上可以概括如下:
理解错误,把关不严。2003年新华社报道,霍金著《时间简史》(插图本)“经专家对照后,差错至少10万字”,这够惊人了,如今更有甚者。《骑兵军日记》“每页错译高达两位数”,“6月3日的日记,1500字中就有16处错译”。《杰克·韦尔奇自传》38.5万字中,全错780余处,与原意有距离的千余处。
懒于查证,自凭想像。《果戈理》中,“命名日”错为“姓氏节”,著名的《莫斯科通报》错为《莫斯科主妇》,名画《庞贝城的末日》错为《蓬佩埃印的末日》;《上海摩登》中,Edo原指日本江户时期,却凭想像地错译成地名“伊豆”,以至使原意完全变了样。
生搬词典,忽视文化解读。《中世纪欧洲经济社长史》中,把“农奴制”错为“奴隶制”,在经济学里含义完全不一样;《玻尔传》中把“族徽”错为“道袍”,岂不把科学家玻尔变成“妖道”了;《杰克·韦尔奇自传》中,gets carded一词的义项选择不当,错译为“梳理头发”,从书中限制“未成年人进酒吧”这个语境,此处应为“检查身份”。
粗心大意,错得可笑。《上海摩登》中,把public(公共领域)误成republic,错译为“共和国”;把wertherian hero(维特式主人公)误成westerm hero,错译为“西式主人公”;最可笑的是,据《关于翻译:真实的笑话》一文揭露,竟有人把“墨索里尼”(Mussolini)错成“穆斯林”(Muslin),张冠李戴得出奇。
违反通用译法,自造专用名词。《果戈理》中,但丁著名的《神曲》,变成《神奇的喜剧》,“伏尔泰”变成“沃尔泰”,“大仲马”变成“亚力山大仲马”;《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中,著名意共创建人葛兰西竟变成格拉姆齐;《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中,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也变成“欧根尼·宁达”,像这样无视通用译法,随便自译,只能给读者添乱。
数据不准,误用术语。主要是科技书。如《时间简史》(插图本)中,p.26,3万米错为2万米,p.28,13米错为100米,p.40,1750年前错为1750年,还有“成正比”错成“成比例”,“引力场”错成“引力”;《真实的费曼,失真的翻译》中,“算符”错为“运算”,“经典电子半径”错为“经典电子幅射”,“选择定则”错为“淘汰定则”,“认识论”错为“认识讨论”,“后经院时代”错为“后知识年代”,等等。
故弄玄虚,离奇译文。据《文汇读书周报》载,《伍尔芙随笔集》中有这样一段译文:“那些绘画作品即使在它们并没有诱惑我们去进行那种产生众多夭折的怪物的崇高努力时,也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于是受了她的牺牲品的欺骗的生活就没管他们而继续跌跌绊绊地往前走了”。谁能看懂这种“翻译”?读了还能“令人愉快”吗?
侵权不断,伪书迭现。《我是如何从销售失败走向销售成功的》一书,合法引进版权者尚在翻译,市场上就出现多达9种各式各样的侵权书;2005年2月,美国“拿破伦·希尔基金会”中国区域版权方向一家媒体投诉:世界畅销书《思考致富》只有中信出版社得到合法授权,市场上按该书内容变换花样出版的48种书,都属于侵权。至于造假的翻译伪书,如机工版的《没有任何借口》、海潮版的《培养男子汉》、民主与建设版的《西点法则》,以及仿冒辽海版《让幸运来敲门》的伪书等,只不过是已被逮着的罢了。
至于公然的或偷偷摸摸的抄袭、剽窃,迄未间断,花样众多,举不胜举,大多徒唤奈何。
翻译图书质量问题喊了好多年了,媒体也给足了版面呼吁,但见效始终不大。上面所列还仅限于部分报纸已曝光的,实际的状况只能比此更广泛更严重。特别是市场上的翻译图书中,有相当部分是无外文编辑的出版社,以及由工作室和民营文化单位协作出版的,目前报刊上已曝光的翻译质量问题,还很少涉及这些领域。所以,希望新闻出版总署也像对待辞书及少儿图书一样,尽早对翻译图书质量组织一次专项检查,至少应该从人文学科的翻译图书先查起。
其必要性还因为:
第一,基于对共同母语的理解,读者对中国作品的差错,相对比较容易识别或质疑,但对外国作品,多数人只能依赖译者的诠释,你译错了别人也只能信你的,足见翻译质量的重要性;
第二,受版权保护的规定,一旦合法获得翻译权,就不许他人从事相同作品的翻译,如果你的译本很糟糕,就排斥了优秀译本的传播,所以必须慎用你的翻译权。
就保证翻译质量而言,涉及面很广,固然需要多方面综合治理。但是,图书是翻译质量的载体,整治翻译质量,就理应从整治翻译图书质量做起。
文/李景端
近年来关于翻译读物伪劣质量问题,报刊上已屡见报道,前一阵,曝光文学及科技翻译质量问题的较多。新年伊始,《中华读书报》一则《劣质翻译充斥学术著作》的醒目标题,令人一震。近日上海陆谷孙教授发现,美国斯蒂芬·金的新著《论写作》(On Writing),在珠海版的中译本中,书名竟变成《抚摸恐怖》,许多译文也“完全离了谱”,不禁慨叹:“翻译就是背叛!诚哉斯言。”(载《万象》总44期)说劣质翻译是“背叛”,乍听似乎有点言重,细一想,这比喻还真是到位。杨绛先生曾把翻译形象地比喻为“一仆二主”,即把译者比作仆人,把原著及读者比作两个主人,强调“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那么,一旦仆人践踏、欺骗了主人,这不是背叛又是什么?
近几年译坛“背叛”之风未能遏制,有些领域甚至有所加重,究其原因也许可以摆出许多条,但是,对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来讲,出现劣质翻译的症结,主要在于有些人忽视乃至不顾翻译职业道德。当前集中表现在:
抄袭、剽窃、侵权的现象屡禁不止。
由于一句外文可有多种表述,他可以抄你的意思而不全抄你的文字,使得翻译的侵权具有更大的隐蔽性。仅举最新的几例。据报载,安徽大学杨善录教授近日发现,自己译的50万字的美国名著《白鲸》,竟被署名“罗布”的人抄袭后在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后者已经承认)。内蒙古远方出版社出版、张超译的《简爱》,经查实,系抄自译林出版社黄源深的译本,去年经南京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远方社侵权成立,责令向原告道歉赔款。如今还出现一种更怪异的“抄袭”:一部译作的专有出版权已授给了某社,另一社为了再得到这部译稿,在向该译者支付稿费取得授权以后,找人把原译作稍微改动几个字,就标榜“新译本”问世,其实还是抄自原译本,所不同的只是译者再次拿了稿费的“自我抄袭”,这虽与抄袭他人不同,但同样是欺骗读者。
不查资料又不考证,以学术“马大哈”的心态对待文学翻译。
译者的诚信,首先体现在对读者的高度负责,对译文的一丝不苟。心态上的“马大哈”,正是忽视译德的一种表现。关于文学劣质翻译的事例,笔者曾于2001年12月13日在《光明日报》上列举过一些,现实中远不止这些。例如:美国名著《白鲸》第一章的标题LOOMINGS,本是时隐时现之意,而燕山版姬旭升的译本,竟大胆发挥译成“海与鲸的诱惑”;该译本更多的乱译、跳译,已由文舒专文予以曝光。李斯“编著”的《垮掉的一代》,不仅以译作充当著作,而且错误很多。如“in the final warehouse”,本指“在后面仓库”,也许因上文讲到夜间的水手,竟凭想像译成“在最后的妓院”(whorehouse);“Greyhound”,书中本指著名的“灰狗巴士公司”,却错译为“灵车站”。(引自文楚安文)潘岳译的《宠儿》中,“pass her air”,本指打嗝,却被译为放屁。美国名著《大街》中“Righton the Coco”一句,Coco作俚语意为“脑袋”,有当头一击之意,却被错译为“椰子树下”。(引自樊培绪文)
无视自己的疏漏造成对读者的误导。
讲译德,当然离不开讲服务、讲奉献。只想到交了稿拿稿费,而不考虑对读者的服务是否到位,就难免对“小差错”觉得无所谓。
现实中就有许多因“小差错”而误导读者的事例。据谢蜀生文,有家画报出版社出的分子生物学译著《DNA激情》(迟文成、赵永波译),把“紫外线杀死的噬菌体”(UV-Killed Phage)译成“肿瘤致死的噬菌体”,把著名的科学家薛定锷译成“斯可罗丁哥”。又如《剑桥文丛》中把“洛伦兹吸引子”译为“隆·兰哲引力物”;《科学制造》中把玻意耳的“气体理论”竟译为“燃烧理论”,又把“体质人类学”译成“物理人类学”(引自刘华杰文)。一本不厚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视剧中译本,误译及差错竟多达六千余处,为此,去年南京大学余一中教授作为消费者把该出版社告上了法庭,最后终于胜诉。
解决劣质翻译问题当然需要多方综合治理。仅就译者本身来讲,似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珍惜翻译工作者的荣誉,增强使命感及责任感。敬业奉献,诚实守信,争做译德高尚的人。
第二,传承和发扬译坛前辈重视译德的优良传统。
我国现代文学翻译史证明,迄今被公认为优秀译作的,其译者无不是译德高尚的人。
例如,朱生豪为了译出莎士比亚戏剧的神韵和意趣,“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
傅雷译《高老头》,三遍推倒重译;
叶君健为译《安徒生童话》,先钻研成了安徒生的研究家;
萧乾夫妇为译《尤利西斯》,单卡片就做了六万多张;
杨绛译《堂吉诃德》,连学带译历时21年;这些前辈的榜样,应该效法和弘扬。
第三,希望译界朋友,注意从切身的“小事”做起:
(1)勇于谢绝自己不能胜任的翻译约稿。隔行翻译,专业质量难保证,不如不译。
(2)不去跟着“炒冷饭”。现在外国文学名著的译本已经够多了,有的多到滥的地步,何必为了区区稿费再“译”这种书,免得浪费自己的学术青春。
(3)学法守法,尊重他人著作权和专有出版权,也勇于维护自己的权益。在维权上,不侥幸,不打“擦边球”,不搞“小动作”,以诚信为本。
(4)对于翻译造假、一再出伪劣侵权书的出版社,应拒绝向他们供稿,不做他们欺骗读者的工具。
(5)重视和借鉴前人已有的优秀翻译成果,取长补短,有所创新,不要借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
(6)活跃实事求是的翻译评论。反对只吹捧、不批评;佳译要推荐,劣作要曝光,不要怕得罪人。
所有这些,都与译德有关,如果都能做到,那么译界与时俱进的繁荣,就一定会到来。
北京电视台有个节目“世界你好”,英文翻译为“Hello the World”。沈苏儒老先生说,这种英文表达是不规范的。
新年伊始,我们去拜访了83岁的沈苏儒先生。沈老先生曾任《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副总编辑,是我国资深翻译家。由爱泼斯坦著,他翻译的《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获得第一届国家图书奖。他的译文正确、流畅地表达了原文的内涵和精神。
早在2000年8月,沈苏儒就与外宣专家爱泼斯坦、林戊荪在《人民日报》撰文,呼吁重视翻译问题。他们说,“外文翻译差错俯拾即是,有的还是政治性错误,如‘中国大陆’错译成continental China(大陆中国)。‘停车场’(Parking lot)错成‘包装场’(Packing lot)。把‘腾飞’错译成‘take flight’(逃走)。有的差错到了荒唐的地步。如染发的‘染’字dyeing少了一个字母,变成dying(死亡),用餐的‘碗’字bowl多了一个字母,变成bowel(肚肠)。”
沈老先生摇摇头说:“呼吁了半天也不管用。”
现在看来,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了。因为翻译恶劣问题已由街头标牌侵入到学术著作。如果说街头标牌错误只是丢人现眼,学术译作错误则是误人子弟。
2002年年底,我曾校对一本学术著作译稿。翻译者是一些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让我大惊失色的是:第一页就有36个错误,而且全是硬伤!
需要说明的是,我是一个非英文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英文一般,也就是普通研究生的水平。此书翻译得“雅”与否,我无力判断,是否“精确”,也顾不上了,只能对着词典看它是否“正确”,比如是不是把“增加两倍”译成了“增加三倍”。
我硬着头皮认真把第一章校完了。因为做过编辑,对稿件认真已经成了习惯。但我清楚,负责译校另外章节的那些研究生不会下我这样的笨功夫。
这本书现在摆在书店里,装潢精美,很有学术派头。满怀恭敬阅读它的人,哪知道开卷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这样的事情在高校中已是家常便饭。往往是教授拿到版权,一个字也不翻译,分派给自己的研究生。学生译完了,只有很少的教授实事求是,论功行赏。大部分教授把自己名字署上“主译”或干脆“翻译”的头衔。好一点的,会在后记的最后几行提提研究生的名字。不好的,只字不提。学生有怨言,也是人在屋檐下。教授则名利双收,既有稿费,又有“科研成果”。
一位清华教授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研究生送他一本书,厚厚几百页,完全是他自己翻译的,他的导师则是“译审”。这位清华教授精通英语,对所谓“译著”一向怀有戒心,就问这个学生:“你的导师有没有给你全文审阅?”这位学生说:“他英文还没我好呢,审什么审?”
如果此书翻译准确无误的话,那么还只能算是教授剽窃学生成果。问题就在于,这样的译作往往错误百出,惨不忍睹。学生不情愿地为老师干活,自然不会认真对待。在学术著作的翻译上,认真与否,天壤之别。更何况,即便是认真对待,就能译好吗?现在的很多译著,没有多少是外文系学生翻译的。特别是学术著作,往往是导师找本方向的研究生对付。学生自己的外语就不通,如何胜任?在大学里,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学生,你明明知道他外语不行,他却已经完成了好几本译著,俨然是资深翻译家。在有些专业的研究生中,代导师译书者恐怕已达一半以上。书店里的译著,大量出自这些半瓶醋“翻译家”之手。
庆幸的是,我们还有老一辈翻译家。去年见到原国家外文局局长林戊荪先生,这位70多岁、已把《孙子兵法》译成英文的老先生,正致力于翻译《论语》。他说,为了准确把“君子”一词译出,他遍查典籍,已经思考好长时间了。
笼统地讲,因为没有能力读原著,所以才读翻译作品。但是细细说来,原著包括许多语种,能读一两种、三四种或更多种的,当然不乏其人;任凭什么语种的原著都能阅读,恐怕世间难得。那么大多数人就还要读译作,不过我们读的是“某译中”,他读的是“某译英”或“某译法”就是了。问题只是在于我们的译者,于“译事三难信达雅”之一、二或全部,也许不及英译者或法译者做得那么好。
其实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翻译作品很容易“蒙混过关”。因为我们只要求它的中文能让人看得下去就行了。平常朋友们问:“这书翻译得怎样?”也是指的这个。可是现在很多翻译作品,中文实在太差,简直不能容忍。从这一点来质疑翻译质量,本来是很可笑的;但是这个问题实在又很严重。
有人说,现在的译者与过去的译者的最大差别在中文。我读翻译作品,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当下的都有,相比之下,过去的译者外语未必非常好,但是中文表达能力的确要强一些。我想如果提一个最低——其实尚且不能算是合格的要求,我们的译者应该把中文搞好一点,争取做到文通字顺。“信、达、雅”,我觉得至少要信,尽量能达,雅则求之不得。其实不如把后两条一并归为一个“通”字。通才能达,通也就是起码的雅了。如果不通,甚至谈不上信。我们现在许多译本,连这个都做不到。我没有读过这样的译者自己写的文章,不妨武断地讲,毛病一准不少。我怀疑他们既想不清楚一个意思,也不能把想的意思清楚地写在纸上。
谈到通,本身还有一个程度问题。读者在阅读时,凭借一己理解能力,多少也能弥补一些。可是费神去猜,总不是办法;且超过一定限度,也就无从揣测。有的译文通倒是通的,可顶多是达,谈不上雅。读到这种地方,不免替译者惋惜。
可以顺便谈到台湾译本的引进问题。现在很多出版社都在干这件事,也许容易操作,收效也快。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确实有很多好的书目,台湾已经翻译了,我们这里一下子翻译不出来;但是对于台湾译本在这里通行的可能性,似乎不宜期望太高。因为无论语言习惯,译名标准,都有很大差异。引进台湾译本,有赖于胜任翻译的人士仔细校订一遍,这个工作量未必比重新翻译一本书要小;可是若不做这一番工作,读者恐怕会为译文诘屈聱牙,译名莫名其妙所苦了。
重复翻译的问题,也是常常提到的。当然不能规定一本书只有一个译本,但是若说重复翻译就意味着后来居上,那也不对。重复翻译不能一概否定,但这应分为两种,一是有意识的,一是无意识的。有意识的重复翻译,是为了提高翻译质量还是为了赚钱,姑且不谈。无意识的重复翻译,乃是根本就不知这部作品早已翻译过来。类似这样的事情,译者,编辑,还有咱们那些专家,都应该负责任。
我有一门课,指定阅读李欧梵先生的《Shanghai Modern》。我在图书馆偶然发现国内已有中译本《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名出版社出版,青年学者翻译,真是意外之喜——因为中译本比英文原本薄很多,拿着读着都方便。待在中译本中艰难跋涉一番后才晓得,比英文原本薄这一物理性质,竟几乎是这个中译本的唯一好处(而这只能归功于汉字之特性)。英文原作经过中译者的种种曲折误译后,本来面目已难于辨认。读中译本原为偷懒,结果是偷懒不成,倒赔了许多思量猜度。其中的某些误译,近似于黑色幽默,下面只稍稍列举几处。
中译本35页,“上海城市生活中舞厅的流行给共和国新女性的出现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背景,虽然这背景是负面的。”“共和国新女性”的说法令人生疑。当时是民国,“共和国新女性”,怎么会提前出现在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查英文一看,原来是“public persona of women”(英文原本28页),指在公共空间(而非私人空间)里活动的新女性。译者必定是把public一词看成republic了。即便真的是republic,也该译成民国才是。
中译本36页,说到租界公园门口挂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类的招牌,有一句话说,“这些招贴的规定最终推动了民族主义者运动,并使蒋介石于1927年控制了上海”。此类招贴固然重要,但蒋介石并不因此就能控制上海。原来英文是,“These posted regulations finally came down when the Nationalist forces under Chiang Kai-shek assumed control of Shanghai in 1927”(英文原本29页)。意思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1927年占领上海后,这些招牌就被摘下来了。“Nationalist”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国民党;forces不是运动,而是军队。至于摘招牌(came down)一事,在中译本中却消失不见了。
中译本49页,“他来自我所说的‘五四?小说中的西式主人公。”什么是“西式主人公”?英文是Wertherian hero(英文原本41页),原来是“维特式主人公”,不是western hero。维特式主人公是自怜而感伤的,而西式主人公该是什么样子,实在想象不出。
中译本26页注5中的书名,《低城高城:东京从伊豆到地震》(Low City,High City:Tokyo from Edo to the Earthquake)。“从伊豆到地震”,读起来怎么都觉得别扭,一个是地方,一个是事件,是怎么跨越的呢?据常识便知道此Edo不会是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中的彼伊豆。从任何一个稍大一点的英汉字典都可查出,Edo是著名的江户时期(江户为东京的古名),这本书说的是从江户时期到东京大地震之间的东京历史。
种种此类错误,不胜列举。亏得李欧梵先生聪明,在《中文版本序》中提前跟读者打了声招呼:“我对自己的文章和书籍的出版,一向不闻不问,甚至连本书的译文也来不及看,但书中内容的错误及阐释上的不足之处,应该由我负全部责任。”如果李先生读了译文,不知会作何想。
如果没有翻译,那么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就不可能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灵;如果没有翻译,那么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也肯定不会有丰硕的成果。只是在阅读生活持续了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面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劣译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时,内心自然少不了有话要说。
近代中国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始于19世纪末年,即以林纾翻译的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为标志。此后一个世纪以来,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出版在中国呈现方兴未艾之势。这些外国文学作品的中译本经广大读者阅读之后,有相当一部分得到充分认可而不断重印和修订再版,乃至最终成了权威性和经典性的翻译版本。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从翻译的质量来说,就不容乐观了,甚至是让人担忧了。翻译者与出版社,出于经济效益考虑或者完全追求一时的经济利益,便开始对一些外国文学作品进行“浮渣式”的翻译和“闪电式”的出版。比如每年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从翻译到出版的时间往往只有两三个月。如此超常规赶译出来的作品,其质量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广大读者对现在新翻译的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并不买账,图书市场的外国文学新译作品出现了备受冷落和无人问津的尴尬现象。
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劣译不仅表现在首译作品上,同时还表现在对外国经典名著的重译上,许多重译的作品自然不可能受到读者的欢迎。本来,名著重译属正常现象,但既然是重译,就应该慎重。不仅译者要慎重,出版社出版重译作品也要慎重。如果重译作品的质量不及先前译本的质量,那也就失去了出版价值。而出版没有价值的重译本,则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和不尊重。因此,要重译外国名著,译者就必须做到“佳译”,既弥补先前译本的疏漏和缺陷,又要尽可能地体现原著的整体风格和文本魅力。
著名翻译家傅雷曾在《高老头》的重译本序言中说:“翻译应该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与其说这是傅雷先生对翻译工作的深刻体会,不如说这是傅雷先生对翻译界的一种期望。一些优秀翻译工作者,正是对翻译文学始终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才不断翻译出受读者欢迎的优秀中文译本。比如前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有一部谈文学创作活动的美文集,由李时先生以《金蔷薇》之名首次翻译后,上海文艺出版社于上世纪50年代末出版,此后再版不断,成为读者公认的经典译本。而多年之后,翻译家戴骢决定重译,并经再三斟酌,觉得书名还是译作《金玫瑰》更贴近作者写作此书的主旨。结果这个译本也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充分认可。
翻译家许钧曾说过这样动情的话:“翻译是一种历史的奇遇,是作家和译者心灵的共鸣。一个好的作家,只有遇到一个好的译者,才能碰撞出一段好的姻缘。”许多优秀的翻译家一生都钟情于某一个外国作家,并将其作品全面而传神地介绍给读者。比如已故著名翻译家张谷若先生就一生痴迷于英国作家哈代的作品,李文俊先生则是美国现代作家福克纳作品的推崇者,以致不遗余力地翻译了福克纳的绝大部分作品。事实证明,只有这样倾注了心血的译作才会得到读者的认可。
对于目前存在的外国文学作品劣译现象,应该引起翻译界的足够重视。劣译作品的泛滥将直接导致佳译作品的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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