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公司,北京翻译公司

“我们能阅读到的外国文学作品为数不少，外国人能见到的以他们母语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却为数不多。陕西人、中国人需要了解世界文学，而世界也需要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作家和中国社会。我们必须改变这种不对等的文学交流现状。”昨天，省作协党组书记、省作协文学翻译委员会主任雷涛在成立大会上称，该委员会的成立必将留在世人的记忆中，而且将逐渐彰显出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让陕西作品走向世界

　　从1978年以来，我省的文学翻译领域涌现了不少在国内有相当影响的翻译家及译作，据不完全统计，我省翻译家30年来出版的外国文学著作近300部。然而，在中译外方面，由于种种原因陕西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很少被翻译成其他文字或者在国外出版。我省既有陈忠实、贾平凹等实力作家，也有一批实力翻译家，之所以成立省作协文学翻译委员会也就是为了整合各种优势资源，让陕西作家和陕西作品走出国门。

　　摸清家底推介作品

　　雷涛介绍说，省作协文学翻译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要务就是摸清家底：网罗一批熟悉西方文化、有海外生活经历、中文修养高的实力文学翻译队伍。在整体分析青年作家及其优秀作品的基础上，尽快提出第一批拟译作品和译者名单。同时，由文学翻译委员会将主动联络国外友好的作家团体、组织和出版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逐步将我省有实力的作家和反映当代中国文化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出去。
 

3月17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听季羡林先生谈翻译》一文。季老以答李景端先生问的方式就目前翻译界存在的一些问题认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想这对大家进一步思考翻译界的问题会有不小的启发和帮助，我本人不揣冒昧也想就此发表一点浅见。
　　当前，翻译质量下降可说是一个令人担心，甚至是令人焦心的突出问题了。
　　季老在提到这一问题产生的诸多原因时主要指出了四方面的根源：译者基本功问题、翻译职业道德问题、翻译批评缺位问题，以及出版社疏于把关问题。没错，这四方面的问题都是翻译质量下降的根本性问题，大家不会有任何异议。但现在最迫切的不仅仅是需要指出这些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使我们翻译质量下降的趋势真正得到有效遏止。季老说，“这个问题必须有关部门合力综合治理才能奏效。”从根本上讲，这当然是对的。但我觉得在“综合治理”这个口号或者说呼吁下应该想出点实际措施，拿出点具体办法，否则这个“综合治理”也还是一如既往悬在空中，没人管，没人问，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再一次无疾而终。不客气地说，这是经验之谈了。那么，我所说的实际措施和具体办法又在哪儿呢？答曰：在我们中间。以我之见，在我们就翻译的诸多问题向“有关部门”多年多次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呼吁（甚至是大声疾呼）得不到反应的情况下，我们只好自食其力，自己解放自己了。就是我们自己动脑筋觅得一个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来点实的，动点手术。我觉得这个切入点可以从翻译批评下手，也就是先解决季老说的翻译批评缺位问题。这件事做来相对比较容易，也比较实际，容易见效。而且政府部门不管，我们自己就可以做。我想到我们翻译工作者自己的社团组织：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现正拟改名为中国翻译协会），也就是季老担任了名誉会长的协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是翻译界的最高社团组织，在译界享有崇高的威望（我想至少会像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广大消费者心中那样），只要它行动起来，还是可以在译界做些有分量的事情的。据我所知，新的一届中国译协领导已经订出计划要有些动作了，其中一件事就是开始酝酿成立一个专家评估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进行翻译批评。关键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是真正热心关心我国翻译事业的翻译专家和铁面无私的“法官”。他们只要团结我国广大翻译界人士让优秀译作得到应有的彰显，树立良好的榜样，让低劣的译作受到严厉的谴责，人人深恶痛绝，我想翻译质量下降的问题就会开始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继而慢慢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因为翻译批评的开展不只是简单地表扬几本书和批评几本书的问题，而是触及到翻译建设的各个环节，首先是季老所说的翻译基本功问题，翻译职业道德问题和出版社把关问题，也涉及诸如翻译理论研究、翻译评奖等问题。此亦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半功倍。
　　另外，其实译协在关注我国翻译质量下降问题上已经开始做的一项工作已初见成效，这就是译协于2002年11月报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的翻译服务委员会。人所共知，从90年代初开始，翻译作为一个产业在我国已迅猛地发展起来，据估计，单是近十几年来成立的翻译公司就有三四千家。这一翻译行业新兴事物生机勃勃地发展当然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但是由于是翻译经营，竞争激烈，经济利益驱动，管理又跟不上，所以自然便出现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翻译质量的问题就更是令人担心了。译协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及时设立了翻译服务委员会参与政府对这一行业的规范管理，2003年制订出我国第一部《翻译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并于2004年6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继而又制定了即将发布的第二部国家标准《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目前正在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合作制定关于口译的第三部国标，并且为编制关于翻译公司分级的第四部国标作准备。当然，翻译服务委员会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如制定《翻译服务道德规范》、《翻译服务诚信公约》等。
　　中国译协在翻译服务行业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更受到翻译服务行业本身的热烈欢迎，对保障翻译服务行业的译文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正是由此受到启发，我才想到治理我国的翻译质量下降可从译协开始。译协率先把翻译批评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全译界的人士都来响应和支持译协的这项工作，这样把具体事一个个的做起来，翻译质量的逐步改进还是有希望的。总之，我主张翻译界的事要从自身做起，要从具体事做起，要自己解放自己。
 

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将于8月2日-7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这是国际翻译界首次在中国乃至亚洲举办翻译盛会。

在2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国际翻译家联盟副主席黄友义表示：“这不仅是中国翻译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整个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是展示中国形象，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次重要契机。”

他介绍说，国际翻译家联盟成立50多年来，由该联盟组织的世界翻译大会已成为国际翻译界最具影响力的盛会之一。世界翻译大会三年一届，还从未在亚非拉地区举行过。2005年8月，中国翻译协会在芬兰举行的第17届世界翻译大会上申办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并获成功。

黄友义说，中国成功取得主办权，得益于中国政治稳定、综合国力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翻译事业的进步，体现了国际译联和国际翻译界对中国的发展、对中国译协和中国翻译事业的广泛认同，对于提升中国翻译界的国际影响，推动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在岗聘任的翻译专业技术人员约3.5万人，另有数十万人以不同形式从事翻译工作；国内各种经济成分的翻译服务机构已经超过3000家，年翻译产值接近300亿元人民币。

正如国际译联主席在致中国译协成功申办世界翻译大会的贺词中指出：“中国在国际译联历史上，在全球翻译事业的发展中正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黄友义还介绍了本届大会的筹备情况。他说，大会得到国际相关组织和国际翻译业界的广泛关注。联合国、欧盟都将派代表参加，国际知名翻译及相关组织以及世界各国的翻译组织都积极帮助宣传大会，组织论坛，组团参会。30余家国际组织和机构在其网站上建立了大会官方网站的链接。

截至2007年底，大会组委会收到的1510篇论文摘要中有约三分之一来自国外，填写预报

在诺贝尔文学奖18个评审中，只有马悦然一人是懂中文的汉学家。这一特殊身份，让他成为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83岁的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思维清晰而敏捷，屡有惊人之语。 他坦言：诺贝尔文学奖每年只颁发给一个人，得奖的作家并不意味着获得了文学上的世界冠军。同时他也为中国文学支招：中国文学作品需要好的翻译。

　　关于诺贝尔

　　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世界冠军”

　　面对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谈话的内容当然绕不开诺贝尔文学奖。“冰岛有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中国却没有作家获得这个奖项，这是什么原因呢？”面对记者开门见山的提问，马悦然也不回避，直言：“诺贝尔文学奖是颁发给作家，而不是给国家的。我想告诉中国的作家们，不要把这个奖看得太重要。它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得奖人并不是‘世界冠军’。”他说，选出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但不能说这个人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评审们只是认为这个人写的东西是个很好的作品，就这样而已。现在世界上有好几千个作家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每年只能发一个。

　　关于中国作家

　　我翻译中文作品与诺贝尔无关

　　自从1990年退休后，马悦然便开始将众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为瑞典文，他十分推崇山西的李锐和曹乃谦两位作家的作品。很多人猜测，这两位作家将成为诺贝尔文学的热门人选。对此，马悦然进行了否认：“翻译中文作品是我的爱好，与奖项无关。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我的17个同事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在当代作家中，除李锐、曹乃谦外，马悦然还翻译过王安忆、莫言、韩少功等人的作品。他说，莫言的作品其实非常不错，“要是再简洁一点，就完美了。”

　　记者留意到，马悦然在为读者签名时，用的都是英文。问及原因，马悦然露出了腼腆的笑容：“我的中文字犹如5岁孩子写的，不好意思写出来见人。”他说，一直以来他都在从事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直到4年前，才开始提笔以中文写作，推出了《另一种乡愁》文集后，他模仿莫言创作的中文微型小说集也将于明年发表。集子中将收录100篇他最新创作的微型小说。据悉，马悦然翻译瑞典文版的《道德经》也即将于明年2月出版。

　　支招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缺少好翻译

　　“中国的好作家、好作品多的是，但好的翻译太少了！在瑞典只有两人翻译中文作品，一个是我，一个就是我的学生陈安娜。”马悦然表示，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或多或少因为翻译的原因，这些作品未能被西方接受。他举例说，为迎合美国读者的需求，美国一位翻译家在翻译老舍的《骆驼祥子》时，竟然将小说的最后一章进行修改，把悲剧结局完全颠覆。“这样的翻译，怎么能让读者了解到作家的真实水平？”

　　当提及成都本土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也被翻译成为瑞典文时，马悦然连连点头称，这是他的学生陈安娜翻译的。谈及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德国汉学家顾彬抨击“中国文学是垃圾”事件，马悦然挥挥手笑着说道：“这一定是个误会，顾彬研究了30年的中国文学，难道他会说自己30年来都在研究‘垃圾’。他其实也是在抨击中文翻译市场存在的弊端。”像想起了什么，原本轻言细语的马悦然突然提高声音，忿忿道：“有些人无聊得要命，中国有这么多好的作品不去翻译，偏偏把什么《上海宝贝》翻译给国外人看，真是不像话！”

　　关于成都

　　成都是我的第二故乡

　　昨日，面对成都的记者，马悦然吐露了心声：“在成都生活的这段时间，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谈话时，他也乡音不改，“别客气”，“没得钱”等四川话是随时从他口中蹦出来。

　　“时间过得太快了。”他感慨道，他从1946年开始学习中文，老师是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在中国人看来可能不可信，他学习汉语的第一“课本”居然是《左传》。学习了两年古文后，他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到中国调查四川方言。在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的情况下，他只身来到了成都，几个月后，他的四川话已经说得很溜了。接着他又到乐山、峨眉山比较深入地研究当地的方言。他笑着说，刚到报国寺时，小僧人有一点怕他：“你看，洋人的鼻子好大哦！他眼睛是绿的，你看！”后来他们发现这个外国人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吃小孩”，才把马悦然当成朋友。马悦然说，研究方言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比如在研究巴金《家》《春》《秋》时，他就发现巴金在文章的叙事部分用了普通话，而在对话部分则是用了地地道道的成都话。这些细小的发现对于研究文学有着重要作用。

满头白发，白得没有一根杂质，精神矍烁，步履矫健；在厚厚的玻璃镜片后，有一双睿智而含笑的眼睛。他有着北欧人的身材和长相，却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甚至包括四川方言。

　　他就是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Goran Malmqvist)教授。

　　近日，在哥德堡号造访广州期间，马悦然教授参加了在中山大学举行的“中欧文化接触与交流——纪念高本汉学术研讨会”。

　　昨天，利用研讨会的间隙，记者对马悦然进行专访。 “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中国人不应该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这位82岁的学者思维清晰而敏捷，屡有惊人之语。

　　不要把这个奖看得太重

　　记者：“哪位中国作家有望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有多远”，这样的话题近几年一直在中国国内争论不休。你怎么看待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心态？

　　马悦然：我想告诉中国的作家们，不要把这个奖看得太重要了。它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的，它并不是“世界的中心”。

　　我们选出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但不能说这个人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我们只是认为这个人写的东西是个很好的作品，就这样而已。现在这个世界上有500个作家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每年只能发一个。

　　记：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不同的文化，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如何能做到公正？

　　马：这是不可能的。标准很苛刻，作品文学价值要求很高。公平只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观念。

　　很多人让我帮其得诺贝尔奖

　　记：你虽然一再强调这个奖并不是那么重要。但事实上，一些中国作家仍然很在乎。

　　马：我现在每个月至少会收到15封信，给我寄稿子，要我把书稿翻译成瑞典文、出版，给他们弄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那你帮助他们了吗？)当然没有！因为我翻译的是我自己感兴趣的、自己喜欢的作品。

　　记：有一种说法，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一个障碍是缺少好的翻译家。你怎么看？

　　马：一个中国人，无论他的英文多么好，都不应该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要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需要一个英国人，文学修养很高的一个英国人，他通晓自己的母语，知道怎么更好地表达。现在出版社用的是一些学外语的中国人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这个糟糕极了。翻得不好，就把小说给“谋杀”了。

　　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记：你最近可有翻译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

　　马：这段时间，我在翻译山西作家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连说两遍书名，语气轻柔)。译本在瑞典马上就要出了。这部小说，写的是山西北部山村的农民在“文革”时候的生活，他是用农民的语言来写作，非常动人。在1973、1974年，他们穷得要命，吃的都是土豆。这不仅是物质上的痛苦，精神上也有一种痛苦。(语气突然变得愤慨)中国要是没有办法把农民问题解决好，那中国就没有希望了(注：助手陈文芬说，马悦然前年去了作家李锐插队时呆过的山西邸加河村，目睹了当地一些农民的现状)。

　　记：许多人都知道你致力于研究、传播中国文学，却不知你也关注中国的社会现状。

　　马：是的，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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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诺贝尔文学奖18个评审中，只有马悦然一人是懂中文的汉学家。这一特殊身份，让他成为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前日，身在成都的马悦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83岁的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思维清晰而敏捷，屡有惊人之语。他坦言：诺贝尔文学奖每年只颁发给一个人，得奖的作家并不意味着获得了文学上的世界冠军。同时他也为中国文学支招：中国文学作品需要好的翻译。关于诺贝尔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世界冠军”

　　面对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谈话的内容当然绕不开诺贝尔文学奖。“冰岛有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中国却没有作家获得这个奖项，这是什么原因呢？”面对记者开门见山的提问，马悦然也不回避，直言：“诺贝尔文学奖是颁发给作家，而不是给国家的。我想告诉中国的作家们，不要把这个奖看得太重要。它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得奖人并不是‘世界冠军’。”他说，选出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但不能说这个人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评审们只是认为这个人写的东西是个很好的作品，就这样而已。现在世界上有好几千个作家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每年只能发一个。关于中国作家我翻译中文作品与诺贝尔无关

　　自从1990年退休后，马悦然便开始将众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为瑞典文，他十分推崇山西的李锐和曹乃谦两位作家的作品。很多人猜测，这两位作家将成为诺贝尔文学的热门人选。对此，马悦然进行了否认：“翻译中文作品是我的爱好，与奖项无关。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我的17个同事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在当代作家中，除李锐、曹乃谦外，马悦然还翻译过王安忆、莫言、韩少功等人的作品。他说，莫言的作品其实非常不错，“要是再简洁一点，就完美了。”

　　记者留意到，马悦然在为读者签名时，用的都是英文。问及原因，马悦然露出了腼腆的笑容：“我的中文字犹如5岁孩子写的，不好意思写出来见人。”他说，一直以来他都在从事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直到4年前，才开始提笔以中文写作，推出了《另一种乡愁》文集后，他模仿莫言创作的中文微型小说集也将于明年发表。集子中将收录100篇他最新创作的微型小说。据悉，马悦然翻译瑞典文版的《道德经》也即将于明年2月出版。支招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缺少好翻译

　　“中国的好作家、好作品多的是，但好的翻译太少了！在瑞典只有两人翻译中文作品，一个是我，一个就是我的学生陈安娜。”马悦然表示，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或多或少因为翻译的原因，这些作品未能被西方接受。他举例说，为迎合美国读者的需求，美国一位翻译家在翻译老舍的《骆驼祥子》时，竟然将小说的最后一章进行修改，把悲剧结局完全颠覆。“这样的翻译，怎么能让读者了解到作家的真实水平？”

　　当提及成都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也被翻译成为瑞典文时，马悦然连连点头称，这是他的学生陈安娜翻译的。谈及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德国汉学家顾彬抨击“中国文学是垃圾”事件，马悦然挥挥手笑着说道：“这一定是个误会，顾彬研究了30年的中国文学，难道他会说自己30年来都在研究‘垃圾 ’。他其实也是在抨击中文翻译市场存在的弊端。”像想起了什么，原本轻言细语的马悦然突然提高声音，愤愤道：“有些人无聊得要命，中国有这么多好的作品不去翻译，偏偏把什么《上海宝贝》翻译给国外人看，真是不像话！”

费胜潮

　　2007年3月16日，人民大会堂，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从容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温总理身边，一位青年翻译在纸上快速地记录，流利地翻译着。他名叫费胜潮，先后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过50多个国家。在一些重大国际事件中，常常能在中国领导人身边发现他的身影。

　　“黑马”闯进外交部

　　1973年，费胜潮出生在湖北武汉一个书香门第。费胜潮从小就是个活跃分子，热衷于学校举办的各项活动，有“小外交家”之称。上中学后，费胜潮对航空、船舶、兵器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找来外文书籍阅读，无意中激发了他学英语的激情。很快，费胜潮成了学校里的英语佼佼者。

　　高中毕业时，发展全面的费胜潮有望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但他却报了学科体系更为齐全的武汉大学。他认为，每个人面前其实一直存在着多条发展轨道。一进大学，费胜潮便选修了经济学的双学位，并先后加入学校多个社团。

　　1996年初夏，外交部来到武汉大学招收翻译人才。费胜潮儿时的外交梦再次躁动起来：既然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干吗不去试一试？凭着极富磁性的嗓音、出色的口语、扎实的学科基础，费胜潮一路过关斩将，顺利通过海选、初试及复试。

　　本以为大学期间的优异成绩能使自己在外交部大展宏图，谁知艰苦的军训结束后费胜潮才得知：每年像自己这样被招进外交部的名校尖子生有200多人，通过半年的“魔鬼训练”及层层考试，最终只有4-6人能进入翻译室英文处。

　　一天，一位前辈把大家带进一个房间，里面一台小电视滚动播出英国BBC和美国CNN两个频道的新闻，而且在不断地换台。前辈发话了：“你们先听着吧。”几分钟后，前辈再一次发话：“现在你们把原话记下来。”他们一愣，原来是变着法儿考试。大家这才理解外交翻译的要求：不仅要翻译功底好，而且还要有超强的记忆力。这些，绝非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

　　经过近半年的训练，瘦了一圈的费胜潮从众人中脱颖而出，正式成为外交部英语翻译。

　　风光并辛苦着

　　工作初期，费胜潮曾随财政部代表团访美，并被派往欧盟翻译总司学习同声传译。学成归国后，他多次随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并担任国际会议的翻译。

　　在别人看来，无论是费胜潮所从事的工作，还是他所处的位置，无疑都是风光十足。有一次，一位老同学从电视里认出了费胜潮，兴奋地给他打来电话：“你小子行啊，我在央视都看到了你！”电话这头，费胜潮脸上却写满了淡定。风光背后的付出与辛苦，只有他自己清楚。

　　由于现任国家领导人大多有极强的工科背景，熟悉工业领域，提问非常专业，而外交部翻译们又多为纯语言或者文科出身，所以每次接到任务后，费胜潮总要提前几天展开准备工作。有一次，他得知温总理可能会参观某光纤厂，便立即上网查看那家企业的概况，并且将所有专业词汇牢记于心。尽管苦下工夫，费胜潮在翻译时还是遇到了“拦路虎”——不知道一个新出现的词怎么翻译。情急之下，他只好询问身边的陪同人员，了解清楚后才根据意思翻译出来。事后，温总理并没有责备费胜潮，而是温和地告诉他：“不会翻译不要紧，翻译错了可不行。”总理的严谨、宽容让费胜潮深为折服。

　　随着经验的丰富，费胜潮的表现愈加出众，并逐渐有了在记者招待会现场翻译的机会。但因为事先不知道刁钻的记者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也不知道领导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回答，所以费胜潮日常的准备工作显得尤为辛苦。为了熟知政策，费胜潮必须阅读中央有关会议文件、《人民日报》社论；为了补充信息，他要关注媒体报道、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阅读外电、外报，上网浏览信息等等，一切可能在记者会上会被涉及的内容，他都要做到未雨绸缪。

　　2006年一次记者招待会前夕，费胜潮从《人民日报》上了解到，温总理在一周前参加人大甘肃团小组讨论的时候，讲了“知难不难，迎难而上”这么一句话。

　　记者招待会那天，温总理在回答提问时再次用了这句话，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延伸。温总理一段话讲完，胸有成竹的费胜潮脱口而出： “When you know it is difficult,it maybe less difficult.We need to face　up to the difficulties……”

　　虽为高级翻译，但费胜潮也出过差错。有一次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时，凤凰卫视的记者用中文提了一个问题，翻译起来并不难，费胜潮脱口而出，但全场大笑，领导人也笑了。费胜潮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用中文把问题重复了一遍。

　　让总理的声音传达到世界

　　由于工作繁忙，费胜潮已经好几年没回老家过年了，他原打算2007年春节带妻子和女儿回武汉跟父母团圆。但就在春节前一周，费胜潮接到任务：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中担任温总理的翻译。

　　费胜潮放弃了回老家的打算，他歉疚地对妻子说：“佳佳，你看……”没等他把话说完，妻子俞佳抢先说道：“你就放心准备去吧，一定不能让温总理的话打了折扣。”费胜潮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得到妻子的体谅后，费胜潮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费胜潮说，虽然现场翻译只有他一人，但背后却是整个翻译室的人在默默支持。在他接到任务的同时，翻译室的其他40多人也都进入了高度紧张状态，帮他到处收集材料。那段时间，费胜潮几乎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为了节省车程时间，好几个晚上，他直接趴在办公桌上小睡一会，然后洗个脸继续“战斗”。

　　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当电视机前的观众欣赏温总理的飞扬文采时，台下有人为费胜潮捏了一把汗：别说是同声传译，就是私下翻译也得琢磨好几天啊！但每当温总理话音刚落，费胜潮准确流畅的英文翻译声就已经从话筒传出。当台下的外国记者通过他的翻译领略到温总理的妙语时，如潮的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

月30日消息，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韩国将在全体204个国家中第176个入场，朝鲜第177个入场。但实际上，很难出现身穿相同服装并同时入场的氛围。韩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团联络官郑洪镛28日表示：“此次根据简体字的笔画顺序决定各国入场顺序。根据入场顺序，奥运村内的韩国国旗和朝鲜国旗将并排飘扬。”


此外，北京奥组委在28日公布，韩语在奥运史上第一次成为2008北京奥运会正式翻译语种。韩语和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俄语、日语一起成为正式翻译语种。这也意味着，主新闻中心（MPC）和国际广播中心（IBC）将24小时安排翻译人员。

分析：商标归属仍是变数

　　此前，商评委裁定“解百衲”商标归属张裕，张裕似乎有了结束多年来解百纳商标之争的可能，但紧接着长城、王朝等企业共同联合起来上诉又使得最终商标的归属充满悬念。

　　此次解百纳之争无非也是两个结果：一是长城、王朝、威龙等联盟获得胜利，也是说“解百纳”商标被撤销，解百纳市场将维持原状；二是张裕胜出，借助法律赋予的权利“清扫”市场。

　　前者并不会触动目前解百纳市场的根基，但如果结果是后者，中国葡萄酒市场将引发一场“大地震”，因为行业超过90%的企业都有生产解百纳产品，必定会触动行业大部分企业的利益。有葡萄酒行业的观察人士告诉记者，张裕获得商评委的裁定等于在这场纷争中先胜一局，但长城、王朝、威龙等多家实力企业将是“解百纳”强大的捍卫者，商标最终结果仍很难预料。

　　行业分析人士认为，张裕和长城等企业联盟为了解百纳归属权大打出手，甚至诉诸法律，最主要的是看重解百纳已经形成的品牌和市场。据数据显示，我国葡萄酒年产量在50万～60万千升，其中，解百纳的产量占到了12万～15万吨，约占总产量的25%。而且由于多年的宣传，其已经形成品牌知名度。

　　而业内人士透露，目前行业90%以上的葡萄酒生产企业都有生产解百纳葡萄酒，其市场估计达10亿元，巨大的利润空间或是引发行业对解百纳商标归属高度关注的原因之一。

　　从2007年张裕的公开数据中，可以看到解百纳作为张裕主打品牌，去年销售1600吨，产能为3000吨，预计未来3年均可保持20%以上的销量增长态势；此外，2007年解百纳销售收入占葡萄酒收入的40%，销售额约11亿元以上，成为张裕公司主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近年来，张裕一致在执行4+1发展战略，即四大酒庄加解百纳品牌，解百纳是其高端品牌战略的核心产品可见张裕并不会如此轻易让自己的市场被别人蚕食。

　　“解百纳市场的培育并非张裕一家做起来的，而是整个行业一起努力的结果，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市场，也不可能拱手让出市场。”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酿酒公司副总经理田凤英表示，解百纳葡萄酒仅占王朝产品线的10%。华夏五千年葡萄酒公司执行董事金炜告诉记者，解百纳产品占据华夏五千年销售总额的10%以上。香格里拉广州地区市场部的相关负责人何经理告诉记者，青稞酒才是香格里拉的主流产品，从销售额上看，香格里拉解百纳在广州市场的销售占据了总体销售5%～10%的份额。

　　尽管其它企业解百纳的销售业绩所占的比重没有张裕般大，但显然他们也不可能丢掉这部分已有的利益。“占销售额的10%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我们会一直关注此次商标之争的最新进展，”金炜表示。

　　思考：商标之争过后谁是赢家？

　　“解百纳”商标之争引起了行业的高度关注，首先是多年来致力于“解百纳”商标注册的张裕与反对“解百纳”注册成商标的长城、王朝、威龙为代表的联盟之间的“比拼”，接着是包括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中国酿酒工业协会、中国园艺学会葡萄分会等众多权威专业机构和协会亦纷纷牵涉其中，然后在媒体大面积的追踪报道下“解百纳”商标之争正越演越烈。

　　有行业专家直指：“这是葡萄酒行业在内斗，或许进口葡萄酒正在看中国葡萄酒行业的热闹。”

　　田凤英认为，目前国外的葡萄酒大举进攻国内葡萄酒市场，使得国产葡萄酒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在中国，葡萄酒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消费者对葡萄酒的认知还很模糊，行业巨头更应该一直对外、引导行业正常快速发展，而不应该将精力停留在概念的炒作和内斗上。

　　近年来，进口葡萄酒不断加紧对中国市场的进攻。据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中国进口葡萄酒总量仍呈加速上升之势，约达5400万瓶(每瓶750ml)，较2006年增长125%，创下历史最高记录；进口葡萄酒在中国市场份额(按营业额计算)由06年的6.6%提高至约10%左右。

　　但也有行业专家认为，撇开各企业间的利益纷争和最终结果而言，“解百纳”商标纷争仍然有利好的一面。“行业出现这样的纷争，一方面通过媒体的广泛关注，能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解百纳，从另一个层面上也是在做葡萄酒知识的普及；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葡萄酒企业也越来越注重自身权利的维护，”金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本质：做质量中国葡萄酒业任重而道远

　　对于这场解百纳商标之争论，我国著名葡萄酒专家郭松泉指出，中国葡萄酒行业经历了年份酒、产区酒、品种酒等概念之乱后，不如冷静下来在酒质和营销上下功夫。

　　据了解，我国葡萄酒的原料生产一直是制约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国内一线企业最为关注的问题。经过不断的扩张，张裕、长城、王朝以及威龙等一线品牌虽然在各产区跑马圈地，但是总体来说，我国优质原料短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而葡萄酒行业素有“七分原料，三分酿造”之说，葡萄产品质量对原材料的依赖性很大，葡萄酒企业恰恰需要稳定、优质的原料供应。郭松泉表示，中国葡萄酒行业要发展，企业一定要在提升质量、发展葡萄酒基地上下苦功。

　　这与广东省酒类专卖局副局长朱思旭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表示，法国、澳洲等葡萄酒生产大国面临葡萄酒过剩的压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必将寻求销售的突破点。中国葡萄酒市场近几年一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巨大的市场潜力无疑为国外葡萄酒生产企业染指中国市场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动力。但中国葡萄酒在质量、酿造技术、葡萄品种的栽培、价格上，与国际市场仍有一定的差距。目前中国葡萄酒行业需要做的是扎扎实实做好国内市场，提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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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百纳纷争演变过程

　　2001年，张裕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递交了“解百纳”的商标注册申请。

　　2002年4月，商标局于2002年4月下发了“解百纳”商标注册证书。

　　2002年7月，鉴于长城、王朝、威龙等17家企业向商标局提出商标撤销申请，认为“解百纳”是行业公认的酿造红葡萄酒的原料名称，商标局撤销了“解百纳”商标，并责令张裕公司将“解百纳商标注册证”交回商标局。

　　2008年5月26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解百纳”商标归张裕所有。

　　2008年7月，长城、王朝、威龙等国内葡萄酒厂商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