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成立于一九七二年，是海内外率先以「翻译」命名的学系。由成立迄今，已有二十八载历史。中大翻译系，比起香港大专院校文学院中其它由来有自的学系，如中文系、英文系等，自然不算历史悠久，但是，以其由当初的不受重视，演变至今日成为全港大专院校新生入学成绩最优的学系之一，又不可不说是长途漫漫、历经风霜了。
身为当初草创时期的成员之一，我陪伴着中大翻译系一起成长，一起闯过无数关卡与险阻。如今，乐见其枝繁叶茂、迎风招展，蓦然回首，发觉翻译这门学问，多年来令我虽苦犹甘，使我对之不离不弃，必然有其内在的价值与意义。而近年来，香港的大专院校当中，已有七、八所设有翻译课程。1每年修读的学生，人数倍增；每校授课的教师，人才辈出，这一番崭新的局面，不由得不使当年的拓荒者既喜且忧：喜的是翻译队伍日益壮大，译道虽艰，行行复行行，竟已不乏络绎上路的同道中人；忧的是这许多莘莘学子，在芸芸科目中选择了翻译作为主修，而学系所提供的课程，是否内容充实？是否设计完备？能不能真正满足学生的殷切期望？
二千年初，执教一年级的「翻译基本技巧」时，学期终要求每位学生列出心目中与翻译最有关联的问题十个。这一年所教的是全港大专院校入学试中成绩最为瞩目的优异生，经归纳统计，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可大分为翻译理论、翻译方法、专门翻译、翻译评论、语言文字、翻译训练与译者地位等方面。在这些范畴中，最多人提出的问题包括：翻译理论的价值与作用到底何在？如何解决及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现象？如何处理特别文体的翻译，如诗歌、古文、法律文件等？评定译文的标准是什么？出色的翻译家是否需要具备文学根底？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与翻译软件的应用，译者应如何定位等等。这些问题，虽然由学习翻译只有一年的大专学生提出，其实多年来也困扰了富有经验的翻译老手，以及致力理论研究的翻译学者。回想过去，三十年前，无人谈翻译；三十年后，却人人谈翻译。其实，有关翻译的看法，林林总总，众说纷纭，因而翻译的真面目，反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以下试从多年来教翻译、做翻译、改翻译、谈翻译及推动翻译的实际经验与角度来谈谈这些问题。
一、「对岸相望」与「中流相遇」——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
迄今为止，翻译系设置的课程，除了着重实际技巧的训练之外，必然也开设翻译理论这一科目，但是，目前执教于翻译系的教授，除了某些新生代的教师之外，大部分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翻译训练。这些教授，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文而优则译」，通常是学文学出身的，或为中文系、或为外文系（英语系），因为精通两国文字，对中外文化发生兴趣而涉足译林；因在译林中徜徉日久，采撷愈丰，而总结出经验，这一类教师一般对翻译实践较有心得。另一类教师则并非学文学出身，他们可能是语言学系的，也可能是其它学系如历史、哲学、教育、社会学等相关科目的。他们因缘际会，加入了翻译系，但其主要的兴趣在于探索翻译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例如翻译现象，翻译活动的影响等等，一般较偏向于理念的追求，理论的建立，对实际的翻译工作，往往避而不谈或弃而不顾。翻译学术界中普遍存有这种两岸对阵、中隔鸿沟，而互不交往的现象。这现象过去如此，现在也经常如此。教师阵营中既已隐含这种心态，所调教出来的学生，怎能不问一句「翻译理论的价值和作用到底何在？是不是没学过翻译理论就不能成为出色的翻译家？」
且让我们环顾一下当今译坛响当当的知名人物，他们的译着等身，他们的影响深远，而他们对于翻译理论与翻译训练的看法，究竟如何？就以我曾经专访过的译家为例吧！林文月是中文系出身的、余光中是外文系毕业的，这两位学者，各以日译中及英译中的佳绩而称着一时，他们早在年轻时代就开始翻译，而事前并无受过专业训练；两者对翻译皆有译论，并不以理论家自居。杨宪益及高克毅两位译坛前辈，都精通双语，前者以中译外誉满国际，后者以外译中名闻遐迩，但是，这两位译家都虚怀若谷。前者自谦：「我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从事翻译工作中度过的，因而似乎也不能说没有一点体会；但是我的思想从来逻辑性不强，自己也很怕谈理论，所以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2后者则自比为原始派译者，正如摩西婆婆绘画一般，一切源于爱好，抒自胸臆，换言之，也是自然发展，未经琢磨的。3 以翻译西班牙经典名著《小癞子》及《堂吉诃德》而获得西班牙「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的名家杨绛，曾发表一篇讨论翻译的力作，却采用了一个最谦虚的题目：〈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她深信理论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4其实，由于实践，由于摸索，由于不断的试误与改正，译家自然而然会发展出一套自己服膺的理论，只是有的隐含心中，有的彰显在外罢了。前者在翻译过程中加以运用，后者则在着书立说时，加以发挥。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并驾齐驱的有罗新璋，他对理论与译作兼容并蓄，既寓理论于实践；也从实践中衍生理论。
明确的译论是否能提高译文的素质？这一点涉及译评的标准问题，暂且不论，但一位译者心目中对翻译的认知与看法，无论如何都会影响成品的取向，则是无可置疑的，例如鲁迅的硬译理论对其译作的影响，人所皆知，此处不赘。现以徐志摩为例。徐志摩的诗作与散文何其优美，且看写出名篇佳作的大诗人，精通中、英语文的大学者，是如何翻译十八世纪法国名作家伏尔泰名著Candide的，以下且以Candide跟主人家小姐恋爱的片段为例。
法文原文：
Cunégonde laissa tomber son mouchoir, Candide le ramassa, elle lui prit innocemment la main, le jeune homme baisa innocemment la main de la jeune demoiselle avec une vivacité, une sensibilité, une grâce toute particulière; leurs bouches se rencontrèrent, leurs yeux s'enflammèrent, leurs genoux tremblèrent, leurs mains s'égarèrent. 5
英文译本：
Cunegonde dropped her handkerchief, and Candide picked it up; she, not thinking any harm, took hold of his hand; and the young man, not thinking any harm either, kissed the hand of the young lady, with an eagerness, a sensibility, and grace, very particular; their lips met, their eyes sparkled, their knees trembled, their hands strayed. 6
徐志摩中译本：
句妮宫德的手帕子掉了地下去，赣第德捡了它起来，他不经意的把着了她的手，年轻人也不经意的亲了这位年青姑娘的手，他那亲法是特别的殷勤，十二分的活泼，百二十分的漂亮；他们的口合在一起了，他们的眼睛发亮了，他们的腿摇动了，他们的手迷路了。7
请注意译文前半段译得极其自由，译者加添了许多自己的意思；译文后半段却译得十分拘谨，连「所有格代名词」都不敢省略。这种忽松忽紧的译法，自然跟译者拿捏的尺度有关。同样的一段话，傅雷的译文则为：
居内贡把手帕掉在地下，老实人捡了起来；她无心的拿着他的手，年轻人无心的吻着少女的手，那种热情，那种温柔，那种风度，都有点异乎寻常。两人嘴巴踫上了，眼睛射出火焰，膝盖直打哆嗦，手往四下里乱动。8
其实，不论承认与否，译家之所以成为译家，同一原著的不同译品之所以千姿百态，必然是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之中，对翻译的本质，有一种先验的的理念，因而形成一种主导的思想，例如《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在中国有将近二十个译本，除了少数剽窃抄袭、不负责任的版本之外，多数译作都由认真严肃的译者执笔，但由于各人对翻译本质的认知有别，其译作亦必然会风格殊异。因此，理论的作用，一般称之为「指导」作用，是必然存在的—─存在于译者的有意无意之间。真正有翻译经验的人，必然会经历一个如下的过程—─翻译时，先是了解原文，剖析内容，研究背景，翻阅字典、参考书等等，一待吃透原文，就得落墨下笔了。此时，不管自己服膺的理论为何，必然会浑忘一切，挥笔前进。笔顺时势如破竹，长驱直入；不顺时却蹰躇不前，沉吟良久—─某一辞某一句，到底该怎么译？某一个意象是该硬翻照搬，将异种直接移植至中土？还是该改头换面，为其换上适合中土的新装？某一个隐喻，该维持其隐晦蒙眬的面纱，而甘冒读者误解之大不韪？还是该改隐为显，揭露其隐藏背后的真面目？这时的取舍进退，煞费周章，于是译者必然会思前想后，顾左盼右，上下求索，内外煎熬，因而体会到「左右做人难」的滋味。9为了排难解惑，译者必须在困境中突围，在迷宫中寻找出路，此时，隐藏心底的信念乃缓缓升起，前人的经验，自己的体会，形成了照路的明灯，此情此境，该如何解决？如何突破？翻译过程之中，绝不可能给某一派某一家的理论牵着鼻子走，基本的信念乃兵法之所依，临场的实况则是阵前之变化，翻译时先要学习理论，后要浑忘理论，就是这个道理。
曾经有人问艺术大师林风眠如何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他常以下面的故事启发学生：
真正的艺术家犹如美丽的蝴蝶，初期只是一条蠕动的小毛虫，要飞，它必须先为自己编织一只茧，把自己束缚在里面，又必须在蛹体内来一次大变革，以重新组合体内的结构，完成蜕变。最后也是很重要的，它必须有能力破壳而出，这才能成为空中自由飞翔、多姿多彩的花蝴蝶。这只茧，便是艺术家早年艰辛学得的技法和所受的影响。10
其实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学习理论或技法，从书本中汲取知识的阶段，就是织茧的阶段。这时，应尽量多听、多看，尽量学习。蠕动的毛虫，将自己重重围困，几乎达到动弹不得、难以喘息的地步，然后，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重组、融会贯通，终于豁然开朗，蜕变成功。这破茧而出的剎那，才是毛虫变蝴蝶，不受拘束、振翅冲天的辉煌时刻。要在翻译实践中得心应手，自由飞翔，必须对翻译理论先学后通，先入后出。一个成功的译家，不论自谦为「译匠」也罢，译员也罢，他手下的成品，必不止于拙劣粗糙、匠气十足的工艺品。
目前翻译界有两派偏颇的说法：一派认为翻译无理论，因此不必学，更不必设有专业课程；一派认为成名的译家，若不能高谈理论，则只能称为「译匠」，其成品亦必然是主观的、零碎的、片面的、不科学的，因而是无足轻重的。这两种说法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因而形成了做翻译的讨厌理论；谈理论的不懂翻译的局面，互相排斥，彼此敌视，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高谈理论派有两种常见谬误：一是做研究时喜欢套用公式，将所谓的外国先进理论引介进来，作为一种模式，再根据模式，来分析目前所见的翻译实况，凡有相异者，皆称之为反常。研究者往往罔顾现实因素，因外国译论所涉的内容，有时不能与中国现状互相配合，硬套公式的结果，往往会指鹿为马，似是而非，得出伪科学的结论。另一是强烈的排外性，认为凡是传统旧有的方式都是退化落伍的，因此已经成名的译家，倘若只有译果，没有译论，就难以成为研究对象。殊不知译学的内涵，十分宽广，译家的成品，正可以作为译论研究的素材，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数据。曾经有位研究生提出研究方案，要从名家杨宪益的译品中寻找译者的翻译方法及理念，某些教师却认为杨氏自己没有译论，因此不适合成为研究对象。这种倒因为果的看法，不免有失狭隘。其实，译家的译作浩瀚，正因为如此，该有人从中挖掘、整理、分析、梳爬，从而归纳出一套套译论来。11
学翻译、做翻译或研究翻译好比泛舟河上，不论从理论出发、或由实践入手，即不论从左岸登船，或由右岸乘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从对岸相望的敌对立场，经浑然相忘的融会阶段，而进入中流相遇的和谐境界。惟其如此，方能携手同游，共享放舟译河的乐趣。而翻译系的设置，就是要提供一个开放包容的良好学习场所。固步自封，将实际经验排斥于学院派巍巍高墙之外、自闭于象牙塔中的做法，并无出路，实在不足为训。